在黑暗中举起探索的火炬的网志

作者：张步天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4-3-2 23:53:02发布)　　
【作者简介】张步天　作者系湖南省益阳师专教授　作者单位：湖南省益阳师专历史系

【内容提要】20世纪以来，《山海经》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流派特征逐渐明朗且形成合力，不仅在《山海经》的性质、篇目、作者和成书年代、《山海经》的地理范围等传统论题方面取得一些突破，而且在《山海经》科学价值、《山海经》经文破译等新论题方面也取得重要成果。

【关 键 词】20世纪/《山海经》/研究/回顾

【 正 文】


　　《山海经》堪称天下奇书。它是一部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华古代典籍，从此书内容涉及之广泛，文化沉积之深厚，历代学者研究成果之丰硕，以及当今《山海经》影响之不断扩大等方面进行考察，可以说，把《山海经》称之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之瑰玉是当之无愧的。

　　　　　　一

　　20年纪以来，从事《山海经》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成果迭出。据不完全统计，本世纪（截至各正式学刊发表论题含有“山海经”或其篇目名的学术论文就有172篇，其中外国学者6篇。至于论题未直接标明书名而涉及《山海经》研究的则更多。

　　专著的推出标志着《山海经》研究的深化。1980年和1985年，袁珂《山海经校注》、《山海经校译》先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90年代出版的《山海经》研究专著则有徐显之《山海经探原》（武汉出版社1991年出版）和扶永发《神州的发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山海经校注》包括《山海经山经柬释》和《山海经海经新释》两部份，后附“《山海经》叙录”，全录汉刘歆（秀）《上〈山海经〉表》、晋敦璞《注〈山海经〉叙》、旧本《山海经》目录和清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叙》，另附“所据版本及诸家旧经书目”与“引用书目”，书后另有《山海经》索引，由张明华编。袁珂《山海经校注》的主体部分是《山经柬释》和《海经新释》，后者完成于1963年，“着重对神话传说部分的注释，蒐罗丰富，征引详博，颇有发明，其它部分也作了诠解和校勘”（注：《〈山海经〉校注》出版说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山经柬释》完成于80年代。袁氏在序中指出的“《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乃亦神话之渊府”（注：《〈山海经〉校注》序。）是对《山海经》一书内容的概括，很有见地。

　　《山海经校译》的最大成果在于校勘方面。作者认为“须首先整理出一个《山海经》的新校本来”（注：《〈山海经〉校译》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该书校勘是从十个方面着手的，即错、脱、衍、倒、经文入注、注入经文、脱简和错简、它书窜入、篡改、其它。在校勘的基础上，此书按郭璞注《山海经》18卷顺序作了全译。

　　《山海经》研究的地理学派、历史学派和文学神话派发端甚早。地理学派认为《山海经》是一部主要记述地理事物的著作，历史学派认为《山海经》是反映中国上古时代的史籍，文学神话派认为此书是神话汇集。本世纪中，由于不同学者对《山海经》性质的认定和研究侧面各有不同，各学派的流派特征逐渐明朗。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从事自然科技史研究的学者也参加治《山海经》学人队伍，他们的研究侧重于《山海经》科学价值和经文破译。近年来，各学派已在一些研究领域取得共识，形成了研究合力。

　　为适应《山海经》研究发展形势，1983年12月在成都举办了“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有10多个省区的60多位学者参加。这是第一次《山海经》专题研究会议，标志着《山海经》研究队伍已经形成。

　　“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后，1986年1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论文集《山海经新探》，该论文集共收论文27篇，“大致依照地理、民族、神话、科技、综论的顺序进行编排”，“各篇论文均从不同角度对《山海经》及其所反映的中国古史诸问题进行了探索，对于研究和了解我国上古的社会和自然状况均有参考意义”（注：《〈山海经〉新探》前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二

　　20世纪以来，《山海经》研究在本书性质、篇目、作者和成书年代、地理范围等传统论题上取得很大进展。

　　关于《山海经》的性质，学者的论点很不一致。30年代前，几个主要论点先后提出。廖平《〈山海经〉为〈诗经〉旧传考》（载《地学杂志》14卷第3期、第4期，1923年）认为《山海经》是《诗经》之传注，这大概是本世纪最早涉足《山海经》性质讨论的论文。著名的《山海经》研究日本学者小川琢治重提史地书说，他在《〈山海经〉的考证及补遗》（《支那历史地理研究》，1928年）一文中指出：“《山海经》一书远比一向认为金科玉律之地理书《禹贡》为可靠，其于中国历史及地理之研究为唯一重要之典籍”。鲁迅则提出巫书说，受到一些学者的赞同。

　　80年代以后，《山海经》性质的讨论更为活跃。从历史学角度研究《山海经》的学者主张《山海经》是一部“侧重反映上古历史的珍贵古籍，虽有许多神话传说，但应与史实区分开来，通过此书可以看出人类社会由原始蒙昧向高级阶段渐次前进的发展总过程”（注：段瑜：《中国〈山海经〉讨论会争议的问题》，《新华文摘》1985年第4期。）。胡

殷人东渡中美洲？
－－许辉教授访谈录

戴开元

1996年以来，中国大陆旅美学者、德州基督教大学助理教授许辉博士提出了
一个新颖观点，震动了中美学术界。许教授认为：大约三千多年前，中国的殷商
王朝被周武王打败以後，殷商的一些遗民曾东渡太平洋，抵达中美洲，对当地的
奥尔梅克(Olmec)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许辉的论点引起中外媒体的轰动。美国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US News
& World Report)、《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发现》杂志(
Discovery)、《全国地理》杂志网路(National Geographic.com)、美国广播公司
新闻网路(ABCNews.com)、《芝加哥太阳时报》(Chicago Sun-Times)，日本的
《读卖新闻》，台湾的《光华》杂志，大陆的新华社，先後报导了许辉的发现。
大陆学者对许辉的观点大多持欣赏、鼓励和支持的态度。但研究美洲文化的
美国考古界人士，却多数表示怀疑、否定的看法，只有很少学者同情和支持许辉
的观点。
西方的主流学术界认为，一万多年前，生活在亚洲东北的人类，越过当时已
被冰原联成一片的白令海峡，逐渐移居到南北美洲大陆各地，形成了後来美洲的
原住民----印第安人。自此以後，美洲大陆就与亚洲或其他大陆几乎完全隔绝，
印第安人独自发展出一系列文化和社会，包括三千多年前中美洲兴起的奥尔梅克
文明，後来的玛雅文明和南美的安第斯文明。在十五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以前，美洲原住民和地球上其他地区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接触，更谈不上相互交流
或影响。
奥尔梅克文明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美洲文明，是所有後来的美洲文明之母。大
约在公元前1200至1000多年前，在现今中美洲的墨西哥南部和危地马拉一带，突
然出现一种新的文明。这种文明具有阶级分化、城乡区别、农业、商业、宗教、
巫术、艺术等人类文明社会的特征，考古学家把它命名为「奥尔梅克文明」。
然而，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对於奥尔梅克文明的起源问题，西方
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没有得出一个公认的结论。大体说来，西方主
流学术界人士，大多认为奥尔梅克文明是印第安人独自发展出来的，他们被称为
「独创派」(independent inventionists)。只有极少数学者主张奥尔梅克文明
来源於欧洲、非洲或亚洲，他们被称为「传播派」(diffusionists)。但传播派
的观点，被统治主流学术界的独创派，统统视为毫无根据的「异端邪说」或「伪
科学」。
有些传播派学者认为，欧洲地中海一带的居民，在数千年前曾到达美洲。有
些学者提出，古代非洲人曾越过大西洋达到美洲。还有些学者，包括英国的李约
瑟(Joseph Needham)、美国的艾克荷姆(G.K. Ekholm)和麦葛斯(B.J.Meggers)、
法国的圭尼斯(Joseph de Guignes)，和中国的郭沫若、董作宾、凌纯声、贾兰
坡等，则提出古代美洲文明与古代中国文明之间可能存在渊源关系。1980年代初
，中国交通科学研究院的房仲甫根据在南美洲海底发现的古代石锚和一些中国古
籍的记载，提出古代中国人曾多次航海远渡太平洋，到达过美洲大陆。
许辉教授的观点之所以引起广泛注意，在於他不仅提出了论点，而且，还提
出具有一定说服力的证据。其中最重要的证据，就是他在奥尔梅克文明及其邻区
文化中搜集到三百多个类似於中国古文字的刻画符号。这些符号经大陆一些知名
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鉴定，认为和中国三千年前的甲骨文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他们还表示，如果在大陆考古遗址发现这些符号，一定会认为是中国商周时期的
甲骨文。
大陆学者认为，这些与甲骨文类似的奥尔梅克符号，不仅有农业方面的，如
禾、田、木、天、日、雨、水、树苗等文字，还有祭祀、巫术方面的文字，与中
国古代的天干地支、数字和卦画等符号非常类似。
北京中国博物馆馆长、考古学家俞伟超在给许辉的信中写道：「这个文化(指
奥尔梅克文化----笔者)和中国的商文化，在人种上是一致的；许多艺术品的图案
，又有那麽多的相似之处；你找出的那麽多的符号，同甲骨文竟然如此接近；而
且在年代上，两者还可以衔接起来。」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范毓周高度评价许辉的发现。他在给许辉的信中写道：
「我认为，你关於奥尔梅克文明可能来自商的看法，可能成立。我同意你的看法
，奥尔梅克文化的石、玉和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可以被看成是甲骨文。考虑到中
国古籍记载，商被打败以後，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率领残余族人向东北方向逃
走，我们可以确定，这些奥尔梅克刻符可能来自商的假说。」
范毓周还认为，文字是文明的重要载体，两种文化之间不可能独自创造出相
同的文字。奥尔梅克符号与甲骨文的相似之处不是个别、孤立的，这充分说明商
周文化与中美洲文化之间存在渊源关系。
另外，许辉还发现，奥尔梅克文明的陶器、玉器、石雕和宗教仪式，都与中
国的商周文明极为相似。中美洲出土的陶器造型、纹饰符号、拉坯技术、镂空方
法，均与中国古代陶器和制陶工艺相同。奥尔梅克文明的玉器崇拜、石器上的多
种纹饰，玉器上的神徽、图腾和符号，与中国先秦时期的内容很相似

寻找一段失落的文明—重构在中央美院的讲演稿

■王红旗

　　千古奇书山海经——山海经中的远古文明信息
　　主席先生，各位朋友，我很高兴来到这里，来到这个东方最大的艺术殿堂中央美术学院，让我们共同来寻找一段失落的文明。
　　不过，还有比我更高兴的，这就是它（手举《山海经》）——《山海经》。它为什么高兴？这是因为，在太长的时间里，有太多的人忽视了它、冷淡了它、误解了它，为此它常常独自叹息到天明。
　　是的，我能够听到它的叹息，也能够听懂它的倾诉，因为我已经陪伴它渡过了差不多30个春秋。在我看来，它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部非常古老的录音机和录象机，记录着我们祖先说过的话，记述了我们祖先做过的事，以及我们祖先用他们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用今天的话来说，它的内容涉及地理学、天文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医药学、预测学，以及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等诸多领域，堪称一部最古老的百科全书。
　　事实上，《山海经》在中国古代的图书典籍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图书典籍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称它为千古奇书，也有理由说它是我们中华民族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之一，在我看来它就像是一座巍峨的文化大山，一座历尽沧桑的文明金字塔。
　　1、现在请允许我讲解第一部分内容，《山海经》的溯源。我手里的这本书，是袁珂先生的《山海经校注》，这是他生前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袁珂先生这本书参考的《山海经》版本计16种，其中最早的版本可以追溯到1700年前晋代学者郭璞（公元276～324年，河东闻喜人）撰写的《山海经传》，其版本则源自汉代。郭璞是一位大学者，善诗擅卜，因反对王敦叛乱而遇害。
　　西汉末年（公元前26年～前6年），汉成帝河平三年，当时的政府组织开展过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工作，首席学者先后为刘向、刘秀父子，刘向（前79年～前8年）校定、编写的主要著作有《洪范五行传论》、《列女传》、《新序》、《说苑》，刘秀（刘歆）校定的古籍有《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和《山海经》。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称，他是根据32篇的《山海经》版本校定为18篇的《山海经》，并指出《山海经》出于唐虞（尧舜）时期，其作者是禹和益等人；禹在领导治服洪水的过程中，考察了山川大地，益又称伯益，是当时的山林环境大臣；在此基础上“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顺便说一句，刘歆曾任王莽新朝的羲和官、国师公，公元23年因谋劫王莽归汉，事泄被杀。
　　图1836禹定九州、九州方位图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或135年～前90年）是最早提到《山海经》这个书名的学者，《史记·大宛列传》记有：“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名昆仑云。”“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司马迁的观点影响了后人两千多年，他的思维误区在于黄河发源地与昆仑的关系，这个问题我在后面再谈。
　　表面看来，在司马迁之前，先秦诸子百家都没有明确提到《山海经》。在孔子编订的《尚书》里收集的地理文章有《禹贡》，而没有《山海经》。《禹贡》将天下分为九州，《山海经》则按东南西北中五个区域记述山川、地貌、风土人情，显然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因此，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山海经》一书不会早于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有可能是汉代学者的伪造。
　　但是，《尚书序》（作者为孔子后裔，时在汉武帝征和年间，公元前92年～91年，发生巫蛊案，武帝病，江充称病因在太子做蛊，武帝发兵击太子，太子自杀）在阐述我国最古老的典籍时提及伏羲、神农、黄帝之书为《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喾）、唐（尧）、虞（舜）之书为《五典》，八卦学说谓之《八索》。《九丘》则是九州之志，“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显然，《九丘》的性质正与《山海经》相同。遗憾的是，根据《尚书序》的记载，孔子在整理古籍时，“述职方以除九丘”、“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九丘》一书从此不再见于正史。
　　根据我的理解，所谓《三坟》，是指泥版图书，《五典》是指竹简或木简图书，《八索》是指结绳纪事，《九丘》是一种实物地图，有点像今天的沙盘模型，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方法，《中国大百科全书·测绘卷》称爱斯基摩人和太平洋海岛的原始部落都使用示意的模型地图（海岛、海道、海港），此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印卡王室述评》（秘鲁）也记有印卡人制作实物地图的高超水平。
　　职方为官名，《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辩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he）、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
　　值得注意的是，《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有：“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在屈原（约公元前339

从《史记·鲁世家》看西周积年与武王克商年代
曹定云 中国社科院 考古研究所


从《史记·鲁世家》看西周积年与武王克商年代

　

[摘要] 武王克商年代，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的难点，也是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中需要解决的 重点课题之一。本文对《史记·鲁世家》所载各位鲁公在位年数的研究，证实从鲁伯禽即位至真 公十四年乃西周共和元年，亦即公元前841年，故伯禽即位当在公元前1043年。根据《召诰》、 《洛诰》所载历日的考证，成王元年当在公元前1042年，而武王克商后只在位二年，故武王克商 当在公元前1044年。
[关键词]　　史记；西周积年；鲁世家；武王克商年代；伯禽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1-0238（2000）04-0017-07

一、武王克商之年的探讨途径


　　西周积年与武王克商年代是古史研究中的难点，也是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需要解决的重点课题之一。尤其是武王克商年代，是殷周历史的分界线。它的确立，不仅关系到周史， 而且也关系到殷史。正因为如此，武王克商年代，一直为史学家们所关注。
我国自汉代刘歆以后，就不断有学者对武王克商年代进行推算。学者们采用的，大多是历史学方法，先推算西周积年，然后再得出武王克商年代。从理论上讲，这种方法是最直接、最可靠的方法。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史载不详，各家对西周积年的推算互不相同，因而对武王克商年代的推断就相距甚远，其中最早者与最晚者，相差竟达百余年。此中存在的问题就可想而知了。
　　近代以来，学者们对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除继续历史学的方法外，开始另辟溪径。其一，是从金文历谱角度研究西周各王在位年数与西周积年，最后推断武王克商年代。这种方法实际是历史学方法的扩展。其二，是用天文学方法，即根据武王伐纣时的天象和历日记载，推断武王克商年代。从理论上讲，这两种方法也都是可行的，但实际上仍存在诸多问题。从金文历谱角度进行研究，主要是利用西周金文中的纪年铜器铭义。然而，目前学术界对西周金文中的月相辞语解释各不相同，有的甚至互相对立，至今难以达到共识，这严重影响了对西周金文历谱的研究；况目，金文历谱资料也很难齐全，以达满意之结果。因此，真正完整的西周金文历谱的建立，可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不断地探索。从天文角度进行研究，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但它的前提条件是：①武王伐纣时的天象和历日记载必须准确可靠;②研究方法必须科学。而实际情况是，史籍中有关武王伐纣时的天象记载并非都是当时的真实记载，其中有些是后人掺加的。这里就存在对史籍中天象材料进行筛选和鉴别，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目前中外学者对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看法不尽相同，推算的武王克商年代也互有歧异（班大为推断为公元前1046午，见《天命的宇宙-一政治背景》 Early China ，20期，1995年；江晓原等推断为公元前1044年，见《武王代纣时之天象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年4期）他们的结论正确与否，也须要用历史学方法进行检验。
　　目前“夏商周断代工程’已进入最后阶殷，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基于这一考虑，笔者打算采用历史学方法，从研究西周积年入手，对武士克商之年再行探讨，并请专家指正。

二、西周积年与鲁公在位年数


　　古本《竹节纪年》云：“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竹书成于魏襄王时，有信史之誉。但该书对西周积年之记述，迄今未得学界认可，记载之误，已是学界公认的了。
《史记》关于西周历史年代的记述可以分为两大殷：武王克商至厉王奔彘为第一殷；共和元年至幽王十一年为第二殷。第二殷各王年数是清楚的：共和14年，宣王 46年，幽王 11年，合共对71年。第一殷各王年数记录甚少，只记武王2年，周公行政7年，穆王55年，厉王37年，其余各王均无记载。因此，我们无法根据（史记》得出西周积年之总数。后来的一些著述，例如《今本竹书纪年》、《三统历》、《皇极经世》、《帝王世纪》等，分别给出了西周各王的在位年数，推算出西周积年分别为280年、352年、346年。上述之推算均无可靠材料为依据，因而不可置信。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共和以前的西周各王年数虽缺载，但他在《史记·鲁世家》中，对除伯禽以外的各位鲁公在位年数均有详细记录。他们是：考公4年，炀公6年，幽公14年，魏公50年，厉公37年，献公32年，真公30年……。这些年数为共和以前的西周积年奠定了坚实
的某础。
　　共和元年是鲁公何年，是问题讨论的关键。《鲁世家》载：“真公14年，周厉王无道，出奔彘，共和行政。”这一记载极为重要：它指明共和元年乃真公十四年、《史已》卷14《十二诸侯年表》于共和元年内记：“真公15年，一日十四年。”此中前一句是错的，后一句是对的。对此，张汝舟曾作过精辟分析，指出《年表》此处之先（张汝舟《西周考年》，〈〈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又见《武王克商之年研究》第161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共和元年乃公元前841年，这就在西周年代与鲁国年代的关系中建立了一个等位的标尺。
　　鲁国是用公封地，伯禽乃周公长子。伯禽何时即位，《史记

自跋二

昆仑四水问题，以《旧约·创世纪》伊甸四河，最难解决。学者虽知有二河，一曰替格
里斯，一曰幼发拉底斯，其他二河，则聚讼纷纷，迄无定论。以替幼两河为据，古人已代我
等觅出，其他二水果何在乎？余初以河水为替格里斯，弱水即青水，为幼发拉底斯，黑水则
拘泥于《圣经》学者之研究，谓为阿拉斯河。不知阿河注里海，而黑水则必注黑海始可。又
觅赤水不得，以《创世纪》有环绕古实之言。古实古时指非洲黑人之国，虽半岛境内亦有古
实而必须西邻非洲或靠近红海。非洲及红海古称炎区，余以为赤水必在此等炎热之地。又以
屈原《离骚》西行路线，系初济白水，至西极乃至流沙赤水，过此即可达于西海，乃以长仅
二百哩流入死海即不再流之约但河当之。盖余彼时尚不知青赤白黑代表东南西北方向，竟以
代表南方之赤水OE呏

自跋一

余去夏幸获休假，本批从事屈赋之探讨。乃忽撄胃病，更苦目昏，数月间，未览一书，
未写一字。冬间倭氛紧急，人心惶惶，更无意于研究之事。及战局稍定，感于乱世生命之无
保障，草木同腐之非素志，发愤取是题而写作之。武大图书馆书籍虽亦不少，然研究一专
题，则参考材料必嫌不足，而外文方面缺乏尤甚焉。本文参考书之未举书名者为《法苑珠
林》、《翻译名义集》，《佛教大小辞典》，丁福保《说文诂林》，北平研究院《中国地名
大辞典》，商务印书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丁文江所制《中华民国新地图》，《中华
分省本图》，童世亨所制《历代疆域形势一览图》，及坊刊中国与世界全图数种。圣经地图
数种。因所采之书不同，故文中地名新旧不能一律。此外则为中、英、法文新旧约各一部，
次则为。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Ｂｉｂｌ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ｂｙｔｈｅｖｅｎ
Ａ．Ｂ．Ｂｕｃｋｌａｎｄ，Ｍ．Ａ．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ｖ．Ａ．ＬｕｋｙｎＷｉｌｌｉａ
ｍｓ，Ｄ．Ｄ（Ｔｈ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ＴｒａｃｔＳｏｃｉｅ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Ｈ
ａｒｐｅｒ’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
ｄＡｎｔｉｑｕｉｔｉｅｓ，ｂｙＨａｒｒｙＴｎｕｒｓｔｏｎＰｅｃｋ，Ｍ．Ａ．Ｆ
ｈ．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ｏｏｋＣｏｍｐａ－ｎｙ，Ｎｅｗｙｏｒｋ）及伦敦Ｇｅｏ
ｒｇｅＧ，Ｈａｒｒａｐ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ｎｙＬｔｄ，所出原版巴比伦、埃及、希腊、印
度神话丛书各数本而已。自去冬十二月七日起草，历时一月而脱稿，缮写修饰者又半月。而
全文告成。嗟乎，古人著书，博览万卷，覃思十年，而余乃竟以月余之功，数十种之参考书
籍，便思解决如此一大问题，唐突学术尊严，吾知罪矣！虽然，抗战以来，吾曹学人不啻陷
身死海，求书既难若登天，问道又苦无其人，即再研求，所得亦不过如此。故惟有作为初
稿，强颜付诸披露。若海内学者，不鄙其浅陋，进而教之，使昆仑之谜，终有豁然揭露之一
朝，是则余区区发表此文之意也夫！

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自跋于四川乐山寓庐

From:http://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s/15-shu-xl/yx/14.htm

馀论

夫昆仑为世界大谜，数千年于兹。余此区区考证，安敢自命已得昆仑底蕴，亦不过发其
端绪，期与海内外学者共相商榷而已。余尝谓中国先秦历史地理，均是一篇糊涂账。古史方
面，已有某某先生等工作多年，路线异常正确，成绩亦极其彪炳，余今日敢为此学术界之探
险者，盖诸先生实导夫我之先路也。惟窃以为伏羲、女娲、虞舜、夏禹及夫黄帝、共工诸人
根源，似不能完全索之故纸堆，若觅之于两河流域、埃及、波斯、印度、希腊古史与神话，
必有惊人之发现，而我国古史整理之成功，亦可提早若干年代。一得之愚，未知整理古史者
以为如何？地理方面，则《尚书》、《禹贡》，必系战国儒家删削外国传入之禹本纪傅合以
中国地理而成。渤海、积石、黑水、弱水等地名，必皆彼时始有；且恐尚有无数山水名目皆
缘《山海经》而生。若有地理学者，于古籍中考证中国地名发生之先后，则或可证实余之此
言。若更就《山海经》而考证古两河流域地理，则亦必有重大之收获以贡献于世界焉。故以
夏禹为中心，而中国古史问题可以解决。以昆仑为中心，而中国古代地理及中外交通史问题
可以重新估定。以屈原《九歌》、《天问》为中心，而中国天文、地理、历法、神话及战国
整个学术史问题亦可迎刃而解。三者并合之结论，首要者为证明“世界文化同出一源”，次
要者证明为“中国古史混有外来神话及历史之成份”，及“战国学术思潮乃外来文化刺激所
产生”，由是则先秦史地与文化史皆将全部改观，其关系岂不诚重且大哉！

余兹于昆仑问题，议论暂止于此，愿就今日中国普通地理图书所谓“昆仑山脉”者，更
一饶舌焉。今日初中学生略习地理者，叩以昆仑，亦能就地图检取新疆西藏间昆仑山脉以
对，且谓全国诸山均发源昆仑，昆仑实为中国山祖云云。再考普通地理辞典及坊刊地图，则
作此论调者比比皆然。有谓昆仑分中东西三支，其山脉之所延绵，不但括尽全国诸山，且渡
海而为舟山群岛，为台湾，为日本。有谓昆仑分阴山、北岭、南岭、句漏四大山脉，亦将全
国名山，尽隶属于昆仑系统。是盖由于历古相传“昆仑为地中央”、“昆仑为山首”之神话
而来，实为一种地理之迷信，不可不辩。

中国人往时虽不知昆仑究为何山，但坚信其在西北。虽无“山脉”之专词，而有山脉之
观念。“三条四列”之说谓出《禹贡》（《禹贡》实无此明文，乃后人附会《禹贡》而
起），其说殆甚早。唐开元间僧一行倡“山河两戒”之说（王应麟《玉海》卷二十），山脉
之观念乃更明了。唐益《松筠龙经》之歌曰：“昆仑山是天地骨，中镇天心为巨物；如人骨
脊与项梁，生出四支龙突兀。四支分出四世界，南北东西为四脉，西北崆峒数万程，东入三
韩陷冥杳；惟有南龙入中国，分宗孕祖来奇特。”（《正觉楼丛书》）至明王士珍遂衍为
“昆仑三龙”之说，谓昆仑据地之中，四旁丛山各入大荒，入中国者东南支也。其支又于塞
外分为三支，名为北龙、中龙、南龙。亦以全国名山归之昆仑一系（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
病书》）。魏源固主葱岭即为昆仑，遂倡“葱岭三干”之说（见《小方壶地理丛书》，魏源
《葱岭三干考》）。唐人之说，多杂以天星分野之说及堪舆家言。明人惟言山脉而已，清人
条理更为明晰。惟分别山脉，皆以分水线为重要根据，今日中国中小学校采为教科书之地
图，大略皆沿袭此说。

所谓“昆仑山脉”四字实乃外国地质学者代我所撰，此人即十九世纪初德国地质学家洪
博德（ＡｖｏｎＨｕｍｂｏｌａｄｔ）也。彼分亚洲山脉为四大山系，一曰阿尔泰山系，二
曰天山系，三曰昆仑山系；四曰喜马拉雅山系。盖十七八九世纪西洋地理家言中国地理者，
多根据中国地理书，震于昆仑之大名，不敢不为其留一位置。且按武帝定于阗某山为昆仑，
彼中人士亦复耳熟能详，故惟有自新疆南部丛山，割取一段，强名之为“昆仑山脉”，顾自
此而后，西洋谈中国山脉者，亦不敢竟遗昆仑。中国现代地图，本皆以欧俄日本所制者为蓝
本，自是而昆仑山脉之在后藏新疆，俨然成为定案矣。夫山脉之名，无非随人而定，设全国
诸山果皆导源昆仑山脉，吾人亦何妨竟认昆仑为中国山祖。然今昆仑山脉实分自葱岭，葱岭
高度又远过昆仑，吾人不祖葱岭而祖昆仑，果有何等理由乎？且根据地质学定理：山脉之成
因有所谓“剧烈褶曲”者焉，有所谓“拗褶”者焉，有所谓“断层”者焉，有所谓“火山喷
发”者焉，有所谓“侵蚀作用”者焉，而分水线则殊不关重要。山之质素与构成之年代相同
者乃可为一脉，否则不能强一之也（以上皆引自《中国山脉考》，《科学》第九卷第九
期）。中国山脉，究有几系，今日尚未完全考定，要之非皆导源昆仑，则可断言。且“山
脉”（Ｏｒｏｇｒａｐｈｙ）之语，今日地理学家已置诸不论之列，而中国言地理者，至今
犹以“山脉”二字津津挂诸齿颊，且信全国诸山出于昆仑山脉之说，不太缺乏现代地质常识
欤？昆仑神话，今已无人肯信，而昆仑山脉之迷信又起而代之，诚不知昆仑之魔力何以竟如
斯之巨也！余深愿我国地理学家，以后制图立论，于此谬说，必须力加纠正。而彼盈千累万
之坊刊地图，各校采为教

六昆仑与中国

我国自称“中国”，盖闭关时代，本部与四裔相对待之名词。顾此语亦受两河文化影
响。今日西亚楔形文字发现于地底者，尚不见自称其国为“中国”之语。然观乎昆仑号为地
中央，及冀州齐州之号为中国，吾知“中国”一词亦来自西亚矣。今请观《淮南·地形
训》：“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
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扶木在阳州，日之所罢。
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

《河图·括地象》：

“地中央曰昆仑……”

“昆仑之墟下洞，含有赤县之州，是为中则。”

“昆仑山为柱、气上通天。昆仑者地之中也。”“昆仑居地之中，其势四下，名山大
川，皆有气相承接。”“昆仑地之中也，其外有五色弱水，横绕三千里，深十三寻。”

次则请究“冀州”、“齐州”。中国所谓九州者，自《禹贡》（宋王应麟《玉海》，古
帝如伏羲等亦有分州之说，当然不足取）。禹所分者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
雍九州。《尔雅·释地》，则为冀、豫、雝、荆、扬、兖、徐、幽、营等九州。《周礼·夏
官·司马》所分为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等九州。此三书皆中国之经书，代
表正统文化者也，而其所记九州之名，便已不能一致。然此尚可推诿为夏商周三代制度有
异，故州名亦不同。至《淮南·地形训》及纬书之九州，名目与经书亦有参差。《地形
训》：“何谓九州：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吉廾州曰并
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

五昆仑与四河

昆仑构成之条件，珍木异兽，琼楼玉宇，仙灵神怪等等尚非重要，重要者厥维发源昆仑
而各自流入大海之四条大河。此为探讨昆仑所在地之关键，而亦笔者此文研究之中心也。希
腊奥林匹司山实际无河，OE吅佑谮そ缫酝猓

（Ａ）神话的昆仑

（一）昆仑神话之来源原人初能运用思考能力时，幻想至为丰富。彼仰视天空，见其广
大无垠，高不可攀，以为必有一种超越吾人之种类，居于其间，名曰神明，或曰精灵。其能
力至为伟大，且又青春永驻，长生不死。顾其形体及其感情意志，则亦同乎吾人。人类之宗
教心理，固要求神之与人相通，故有人神同形说，天人交感说，转劫说之发生；原人思想简
单，则又想象天神必常居地面，以便与凡人接触，是以建立庙宇及神坛，以为神明税驾之
所。然神固不能长溷凡尘，则又想像崇高之山岭，为神地面之栖止处。我国有僊仙二字，仙
字，从山从人，像人在山上。见《说文》。《韵会》：“仙，轻举也：从人在山上。”《玉
篇》：“仙，轻举貌，人在山上也。”至僊字，从人迁声，《诗·小雅·宾之初筵》：“屡
舞僊僊。”《庄子·有宥》：“僊僊乎归矣。”成玄英曰轻举貌，实与神仙之仙无涉。后人
以其同音以代仙字。《说文》轻举之义，当由僊字来。实则仙字之义，非轻举所能括，以人
在山上为主。仙字之产生或在战国时代，域外文化大入之时。后世道家有三十六洞天之说，
以海内之名山，为神仙之洞府，尚系人在山上观念之衍化。希腊称神为“奥林匹司人”或
“居于奥林匹司者”（Ｏｌｙｍｐｉａｎ）。印度古神话，诸神亦居山上。喜马拉雅山则为
神人常居之地。凡思登天者，须登此山。特山为万神之王因陀罗所主，每以疾雷暴风雨阻止
登山之人，故能登者罕。其后衍为须弥山神话，此山乃为得道者超凡入圣之阶云。

关于昆仑仙山之想象，不知始于何时，今日文献之约略可徵者，惟有文化最早之两河流
域，故吾人亦惟有姑定两河流域为昆仑之发源地。考西亚远古传说，即谓有一仗山曰Ｋｈｕ
ｒｓａｇＫｕｒｋｕ－ｒａ，其义犹云“大地唯一之山”（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ｆＡｌｌＬ
ａｎｄｓ）或曰“世界之山”（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为诸神聚居之
处，亦即诸神之诞生地（Ｔｈｅｂｉｒｔｈｐｌ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ｇｏｄｓ）。关于此山详
细之描绘，今日西亚出土之砖文，尚无可徵，良堪惋惜——吾人愿望之满足，或将待之他日
地底文化资料之发现而已。但西亚若干庙宇与七星坛之建筑，皆为此山之缩型。而中国之昆
仑，希腊之奥林匹司，印度之苏迷卢，天方之天园，亦为此山之翻版。吾人根据此类材料，
以揣测“世界大山”之景况，亦未尝不可十得八九，此则吾人尚可引为差堪自慰之事者也。

笔者固不解西亚语文，以意测之，Ｋｈｕｒｓａｇ之一字或指“世界”，或指“大
地”，而Ｋｕｒｋｕｒａ之一字则或为“大山”，为“高山”。中国之昆仑，古书皆作昆
仑。说文谓昆为古浑切，仑，卢昆切。以今日粤音读之，与Ｋｕｈｕｒａ相差不远，殆音译
其后一字也（且此仙山实为阿拉拉持（Ａｒａｒａｔ），波斯人呼阿拉拉持山为Ｋｕｈ－ｉ
－ｎｕｈ则音与昆仑更近）。夫西亚与中国古代之语音，一则几经转译，一则屡有变迁，而
尚能保存此项对音，使昆仑之真源不昧，终能互证于数千年后之今日，此则非可喜可庆之事
耶？

（二）昆仑神话之分布西亚仙山神话分布之广，几遍全世界。埃及相传亦有大山，为群
神诞生及聚居之所，惜今亦莫考厥详。至菲里士坦人之喀密（Ｃａｒｍｅｌ），希腊人之奥
林匹司（Ｏｌｙｍｐｕｓ），北欧人之阿司卡德（Ａｓｇａｒｄ），印度人之苏迷卢（Ｓｕ
ｍｅｎｕ），殆无不由西亚“世界大山”之演化。（１）希腊之奥林匹司希腊人所想象此仙
山之景况，考之荷马史诗《依里亚德》及《奥德赛》，再考之希腊诸神话，则亦殊为奇丽。
大概谓：此山最高处为天帝宙士（Ｚｅｕｓ）所居。宙士召集群神会议亦在其处。有云母石
之宫殿，宏峻无比。殿中梁柱，巨壮异常，瑰采琦光，互相映发；所有宝座，皆黄金白银所
成。宙士高踞中央之座，称为天地万物之主宰，亦称为诸神之父，万神之王。其他诸神，则
各按其品级之高下，列坐于两旁。宫廷四壁，铺满凡手不能描绘之图画，谲诡奇幻，万态千
形。其色则或浅绛，或殷红，或金黄，或深紫，瞣e皇绚丽，炫人心目，有似夕照西沉时之
一天霞彩∩结燮

三中国境内外之昆仑

史言汉武帝定昆仑，而昆仑究为于阗何山，则史无明文，历来亦无确指。近代始有学者
加以考求，而其结论则亦未必正确。此非吾国人研究学问不求甚解之态度为之害也。盖清以
前西域未归版图，道路又绝窎远艰阻，勘察为难也。唐元清三代皆有事于西域，而昆仑之所
在，乃大成问题，其故可知矣。且昆仑本不在中土，无其地而强指一山以名之，则人之意见
必不能尽同，于是昆仑乃成为任人呼唤，信手成采之枭卢，此神秘之仙山，竟随地涌现焉。
又有印度传来之神话，海外国族之同音，映射缠纠于其间，更使吾国之谈昆仑者，有耳乱八
音，目迷五色之概，昆仑问题之成为中国地理上之大谜，盖由于此，今吾人若企图解决此
谜，则必须将历来昆仑所蒙之面纱，层层剥去，而后昆仑之真相可得。故吾人不得不再翻昆
仑档案，计算中国境内外，究有若干昆仑。（Ａ）中国境内之昆仑清以前，中国本部之昆
仑，则有安徽潜山县东北六十里之一山，福建惠安县东北三十里之一山。广西邕宁东北一百
二十里之一山，而广西昆仑山上之昆仑关为宋狄青元夜破依智高处，亦抗战以来，常见于报
章之要塞也。顾此皆为昆仑之模制品，一望可知，素亦无人措意，故余对此亦不愿再言，今
则言昆仑之在中国西部者。不问考定时代之后先，拟议之人之贵贱，但以地段由东向西之顺
序为断。

（一）在青海西宁《汉书·地理志》：“金城郡临羌，西北塞外，有西王母石室，西有
弱水，昆仑山祠。”临羌者汉置临羌县，赵充国曾于此屯田。今为青海省会。城濒湟水南
岸，青海额鲁特蒙古及阿里克等四十姓土司，与汉人互市于此。为西边一大都会。临羌之
地，原为羌人所居，后慕汉威德，愿献地内属。王充《论衡·恢国》篇：“孝平元始四年
（公元四年）金城塞外羌献其鱼盐之地，愿内属，汉遂得西王母石室，因以为西海郡。”郑
玄注《禹贡》之织皮昆仑，谓为西方之戎人，马融则谓昆仑在临羌西，盖为种族之名。汉志
仅言西王母、弱水、昆仑祠，而未尝言其地有何山足称为昆仑。然境内既有弱水，则亦必有
一小山名为昆仑者在，西王母石室当即建此山上，故汉志名之曰“山祠。”

（二）在敦煌《汉书·地理志》：“敦煌郡广至，有昆仑障。”塞外险要之处，可筑防
御工事者，皆以障名。《史记》“筑亭障以逐戎人。”《汉书》“又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
千里，置城障，列亭”可证。必山岳丘陵乃足称为险要，故敦煌之昆仑障，料亦必筑于山陵
之上。此山即名为昆仑者是也。（三）在酒泉崔鸿《十六国春秋·前凉录》：“酒泉太守马
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在此山。山有石室王母
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史记集解》及《太平御览》引）。

（四）即阿尼马卿山《禹贡》：“道河积石，”盖本之《山海经·海内西经》：“河水
出东北隅……入禹所导积石山。”中国遂以黄河重源再出处，指一山名之为积石。积石有大
小，小积石在今甘肃临夏县西北，即唐述山，当黄河曲处，其地有积石关；大积石则在今青
海东南境，番名阿木奈玛勒占木逊山，又曰阿弥耶玛勒津木逊山，又曰阿木尼麻禅母逊阿
林。蒙古语则曰木素鄂拉。今地理书则作阿尼马卿山。刘元鼎使吐番谓得河源于莫贺延碛
尾，曰闷摩黎山，即此山也，闷摩黎盖与阿木奈，阿弥耶、阿木尼为对音，特吞其尾音耳，
黄河发源星宿海，流入札陵、鄂陵两湖，又数百里，至阿尼马卿山西部，容纳一河；又蜿蜒
曲折行数百里，抵山之腹部，纳一河流；沿山东南行，至棱宗贡巴，陡折而北，于是行于西
倾及阿尼马谷中，凡入六七河，其出于阿尼马北者三焉。刘元鼎探河源仅至于此，遂以为黄
河发源于此山，而名之为昆仑。然此亦非刘元鼎之误，恐其受蕃人之欺骗而已。盖阿尼马卿
高达海拔六千公尺左右，实为吐蕃境内之圣山。徐松言西蕃语谓“阿弥耶”为众山之祖
（《西域水道记》卷二）。则西番人盖视之为群山之祖，恰值此山又有数河注入黄河，乃对
中国人自炫为昆仑。元鼎不察，信以为真，遂有此误。

元代都什所觅得河源以东之大雪山，亦即阿尼马卿也。《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
谓大雪山在朵甘斯之东北。按元置朵甘思宣慰司以统蕃羌。青海之东南至西康之境，皆其
地。今阿尼马卿山在青海东南，西康西北，则地望恰合。都什之报告录，谓“山腹至顶皆
雪，冬夏不消”，朱思本所译之帝师梵文记录，谓“此山高峻非常，山麓绵亘五百余里。黄
河随山足东流，过萨斯嘉库济克持地，”均与阿尼马卿情况相合。然元人似不知其所得之亦
耳麻不莫刺山，即刘元鼎所得之闷摩黎山。清人亦似不知元人所得之亦耳麻不莫刺，即其常
所称道之阿木奈玛勒占木逊。如魏源、徐松皆以为两山是也。（徐松在其《西域·水道记》
卷三中言：“大积石在克俦渡口，距阿弥耶玛勒津木逊山一千六百里，”在其《汉书·西域
传补注》中，则又谓：“河……经阿木奈玛勒占未逊山南麓，即大积石山，”一人之言而自
相矛盾至此，不亦可怪欤？）（五）即巴颜喀喇山清圣祖尝遣使穷河源，以其时西藏未归版
图，仅至青海星宿海而止，遂以巴颜喀

二汉武帝考定昆仑公案

汉武帝为我国历史上有名勤远略之帝王，亦迷信神仙最甚之帝王也。彼以欲断匈奴右臂
之故，遣张骞使月氏。为匈奴所遮，而至大宛，遂得知河源形况。《史记·大宛列传》云：
“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
多玉石，河注中国……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按《史记》集解：瓒
曰，‘汉使采取将来持至汉。’张文虎校《史记》札记则云：‘采来二字，连上为句。采当
为采色之采。来乃

一昆仑一词何时始见于中国载记

问昆仑一词果于何时开始见于我国古籍，则颇不易考定，盖我国最初文献，已无可征，
而地底文化资料，则尚未完全发见。今日出土之甲骨铜器文字，其中似尚无昆仑字样。至于
普通古书，则《夏书·禹贡》有：“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若《禹贡》果为大禹治平洪水以后，令其臣曰伯益者所作，则昆仑一词，夏初即见于中
国文籍矣。但据历来学者考证，《禹贡》地理有秦汉以后之名。近代学者曾断定此文乃战国
时产品。况本文昆仑一词，据郑玄注“衣皮之民，居此昆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
戎也”（《尚书正义》疏引）。又谓“别有昆仑之山，非河所出者也”（同书）。孔颖达则
谓渠与搜为二国，郑误一之。四国皆衣皮毛，故以织皮冠之。昆仑也，析支也，渠也，搜
也，四国皆是戎狄，故末以西戎总之云云（同书）。蒋廷锡云“西戎国盖附近昆仑山者，郑
康成云‘衣皮之民，居此昆仑、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是：昆仑、析支、渠搜皆本山名，
而用以为国号者也”（《皇清经解》，蒋相国《尚书地理今释》）。笔者按：清圣祖尝令人
穷河源，初定巴颜喀喇山为昆仑，继定冈底斯。圣祖于其御批《通鉴纲目》云：“昆仑国
名，昆仑山旁小国也；今西北别有昆仑都国，去中国甚远。”蒋氏《尚书地理今释》多采当
时由实地调查得来之记录，故其注禹贡昆仑，亦曾采用巴颜喀喇山之说，其曰戎国盖附近昆
仑山者云云，殆采取圣祖意见也。

近人卫聚贤先生谓织皮昆仑之昆仑即《左传》陆浑之戎（见《说文月刊》第一卷第九
期，吕思勉《西王母考附录》），丁山先生亦谓汉之乌孙、昆莫、即陆浑之音转，而陆浑即
昆仑之音转，其说恐本之卫氏，而考证则更加精详（见《说文月刊》第四卷合订本，《论炎
帝大岳与昆仑山》），若此，则禹贡之昆仑，非地名，与本文主题无涉，此一份昆仑案卷惟
有搁置一旁，本文以后虽偶涉及，亦不作主要论题。其次，则《尔雅》颇多昆仑字样：《释
地》：“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

昆仑之谜引论

中国古代历史与地理，本皆朦胧混杂，如隐一团迷雾之中。昆仑者亦此迷雾中事物之一
也。而昆仑问题，比之其他，尤不易董理。盖以其真中有幻，幻中有真，甲乙互缠，中外交
混，如空谷之传声，如明镜之互射，使人眩乱迷惑，莫知适从。故学者对此每有难于措手之
感。而“海外别有昆仑”（晋郭璞语）；“东海方丈，亦有昆仑之称”（后魏郦道元语）；
“昆仑无定所”（元金履祥语）；“古来言昆仑者，纷如聚讼”（近代顾实先生语），种种
叹息，腾于论坛。又有所谓大昆仑，小昆仑焉；东昆仑，西昆仑焉；广义之昆仑，狭义之昆
仑焉。近代外国学者之讨论南洋民族及非洲黑人者，因中国古书有“古龙”及“昆仑奴”之
说，遂亦堕入昆仑迷障，昆仑岂惟中国之大谜，亦世界之大谜哉！

考定昆仑在于阗者为汉武帝，然此事才一开始，便招致司马迁之怀疑。自汉至清，昆仑
之所在屡易。今日情形又略改变，国人不言昆仑则已，言之则无不认为即坐落新疆西藏交界
处之昆仑山脉。顾又安知此昆仑山脉者乃近代外国地理学家，附会中国旧说，自西藏高原各
山中割取一段而强名之者耳，且山脉固非主山也。若问主山何在，则不知所答者，恐十人而
九。笔者前以研究屈原《天问》，写有《天问里的旧约创世纪》一文，曾言昆仑在阿拉伯半
岛西北大丛山中，昆仑所出白水等四水，即旧约创世记伊甸园所流出之四水，亦即巴比伦、
亚述等国建国处替格里斯，幼发拉底斯诸河也。然此说过于新奇突兀，难以使人确信，故将
历来有关于昆仑之档案，一概调来，作一详细之研究，其研究所得之内容，大约如下列各
款：

（一）昆仑一词何时始见中国载记？

（二）汉武帝考定昆仑公案。

（三）中国境内外之昆仑。

（四）何者为神话昆仑？何者为实际昆仑？

（五）昆仑与四河。

（六）昆仑与中国。

兹将逐款加以推究，或可以阐明吾说，而释读者之疑。

From:http://www.white-collar.net/01-author/s/15-shu-xl/yx/06.htm

《穆天子传》的真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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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06月01日

《穆天子传》地域范围试析

王守春

提要 本文根据《穆天子传》中所描述地理景观特点、人文与物产等方面论证了该书所记述的周穆王西征的地域范围主要为西北的河套以西、黄河上游、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
关键词 《穆天子传》 地域范围 西北地区

一 引言

《穆天子传》（以下简称《穆传》）所记述的周穆王西征所到地域，在20世纪期间，有诸多名家进行阐释。但他们阐释的地域范围相差悬殊。如丁谦认为，周穆王所到最西面的“西王母之邦”在亚述帝国①。而顾实则认为“西王母之邦”位于伊朗德黑兰西北部高加索山脉的厄尔布鲁斯峰，认为周穆王从“西王母之邦”回返所经过的“陵衍平陆”和“旷原”为今波兰的华沙②。日本小川琢治认为“西王母之邦”在大宛③。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则认为“西王母之邦”在中亚。顾颉刚先生则认为“西王母之邦”在河西走廊，认为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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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丁谦《穆天子传考证》，载《浙江图书馆丛书》。
②顾实《穆天子传讲疏》，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
③小川琢治《穆天子传考》，载江侠庵译《先秦经籍考》（下）。

穆王西征最西只是到了河西走廊。顾颉刚先生观点今年又有人加以发挥①。尽管以上诸多观点有很大差异，但都认为周穆王西征所到地域在西北地区。与这些观点大相径庭的是，在20世纪末，温玉春先生提出新的观点，认为《穆传》的第一至第四章的地域范围位于今山东省的鲁南、鲁中、鲁西和鲁北，其中的“河”为今泗水，“昆仑之丘”为今山东曲阜东南40里的尼山，认为“舂山”为山东平邑东41里的龟蒙顶，认为“黑水”为淄水，认为“西王母之邦”位于今山东汶上、宁阳境内，认为“阳纡之山”位于泗水下游等等②。这样，《穆天子传》的地域范围就成为一个世纪争论的问题。
温玉春先生从地名角度，论证了《穆传》中地名在今山东省有其一一对应的地名。他的论证，的确是很有道理。他的论证，为《穆传》研究，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开拓思路，展示了新的视野。但对于他所认为的《穆传》一至四章所记述的地域是在山东境内的结论，笔者不能同意。笔者认为，《穆传》所记述的周穆王游历的地区，应当主要是我国的西北地区。笔者曾在《西域研究》③撰文论证了“舂山”、“瑶池”、“西王母之邦”等地位于今新疆境内，论证了“舂山”为吐鲁番盆地北面的天山，“瑶池”为新疆准噶尔盆地西端的赛里木湖，论证了“西王母之邦”可能相当于今伊犁河谷地，以及论证了周穆王西征往返的路线。该文主要是从地理空间的相对位置来论证的。本文将从自然环境及人文和物产等角度进一步论证《穆传》所记述的周穆王游历地区主要为我国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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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为乐《穆天子传作者》，载《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
②温玉春《今本〈穆天子传〉新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1期。
③王守春《〈穆天子传〉与古代新疆历史地理相关问题研究》，《西域研究》1998年第2期。


二 自然环境所反映的地域范围

《穆传》中有若干处对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的描写。这些描写对于探讨《穆传》的地域范围，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首先，《穆传》的描述表明，周穆王西征东返途中，经过沙漠地区。
卷三：“天子乃遂东征，南绝沙衍”。“辛丑，天子渴于沙中，求饮未至。七萃之士曰高奔戎，刺其左骖之颈，取其清血以饮天子。天子美之。”①
卷四：“壬寅，天子饮于文山之下，文山之人归遗乃献良马十驷，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牥]牛二百以行流沙②……”

其中的“沙衍”，当是一片广漠的大沙漠，而“天子渴于沙中，求饮未至”，最后竟取马血以解渴，这是对在西北地区广漠的沙漠中旅行的真实描写。在西北地区的广漠沙漠中，有时行走数天也难以见到水，喝马血就成为维持生存的唯一手段。只有亲身去过沙漠的人，才能有如此真实的描写。在我国东部的原野和山林中旅行，不管任何地区，也包括山东省等地区，绝不会发生找不到水喝而最后要喝马血的情况。卷四的“流沙”也是指面积广大的沙漠，而且是流动沙丘形成的沙漠。“沙衍”和“流沙”所表达的景观都应是位于我国西北地区的大沙漠。在我国其他地区以及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都没有这样的大沙漠。
《穆传》关于“舂山”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有生动的描写，也充分说明“舂山”是位于我国西北地区，而不是位于鲁南地区的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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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的《穆传》引文，均据顾实著《穆天子传讲疏》，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
②斑竹按：“牥牛二百”下，明诸本皆有“以行流沙”四字，卢校曰衍文，洪曰：“当是注文传写之讹，今删。”

蒙顶。
卷二：“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舂山之上，以望四野。曰：‘舂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曰：‘舂山，百兽之所聚[也]，飞鸟之所栖也。’爰有……豺狼，野马野牛，山羊野豕……”

今本《穆天子传》新解

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在我国文化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在汲郡（今河南卫辉）战国魏墓中出土了大批竹书，约10余万言。太康二年（281）之后，大批学者先后参与了整理、考校工作，共得书75卷。但是很不幸的是，这批书在后世又大部失传，只有《穆天子传》5卷及《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1卷（后者在后来被作为卷六列于《穆天子传》后）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至今。千百年来，为了正确解释《穆天子传》所记内容，无数学者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此，笔者不揣浅陋，继续对之做些努力，以求教于学界。为了研究方便，笔者将《穆天子传》简称为《穆传》，并区别为古本（战国竹书本）、今本（现今流行本）两种写本。
今本《穆传》共有6卷。卷五零散地记述了周穆王在今河南、山西境内的一些活动，卷六特记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亦发生在今河南、山西一带，学界对之争议不大，讨论不多。关键在前4卷。一般看法认为，前4卷是按时间顺序一气贯穿下来的，完整地记述了周穆王由宗周出发、远征西域甚至更西、又回到宗周、再到南郑的连续过程，文中现存的多处时空缺环纯是由今本《穆传》的残缺造成的。对此，《穆传》学者们不但多无异议，反而以之为依据来探讨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人物等。但是笔者认为，恰恰是这一点存在着严重问题，给研究工作造成极大的干扰。《穆传》一书最大的优点，在于它是以干支纪日编排史事的，许多段落内容明显地前后连贯，这就为研究者进行严密的推理提供了很大帮助。根据这一点，我们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撇开“前4卷首尾连贯”的观点不谈，而以今本《穆传》原有的时空缺环为界限，保留各个明显前后连贯的段落的独立，首先逐段廓清，各个击破，之后再考虑能否对接缺环、使前4卷首尾连贯起来的问题。

在前4卷中，卷二全篇与卷三的前一段（至“眉曰：西王母之山”句止）是明显前后连贯的，其中的时间间隔最长的一处也只差4日。我们选择此段作为突破口。今天在解释这段行程中的地名时，学者们往往根据传统看法到西域乃至更西地区去寻找。但在其它地区是否还有同样讲得通甚至更优的解释存在呢？笔者认为，这段行程很有可能发生于今山东省境内。下面我们以其中若干关键性地名为基点，以点带线，做些论证。
我们先推算一下周穆王一行的日常行进速度。卷四末段穆王由宗周（今河南洛阳）至南郑（今陕西华县）一段行程较易理解，我们以此为标本分析一下。穆王甲申在宗周，乙酉在洛水上，丁亥北济于河（当渡自孟津，因其为距洛阳最近的黄河渡口），……西北升于盟门九河之隥（今山西河津西），乃遂西南，壬辰至于累山（今陕西韩城西之三累山），奏乐3日，丁酉入于南郑。累山至南郑，约有240里；从壬辰至丁酉，去除3日奏乐时间，实走2日，平均日行百里有余。从孟津经龙门至累山，约有500里；从丁亥至壬辰，共5日，亦平均日行百里。从宗周至孟津，约有100余里，但从甲申至丁亥共费时3日，其间当有盘桓。综而计之，不论特殊的话，穆王日常行进速度当是日行百里左右。这个速度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
河水 卷二首句曰：“柏夭曰：‘囗’[天子乃]封膜昼于河水之阳，以为殷人主。”素来学者们均指此处在今黄河的上源，但那里怎么会有殷人的同姓受封主持殷人的祭祀呢？殊不知，“河”在先秦并非专指黄河，今山东、江苏境内的泗水古亦称“河”。《庄子·达生》云：“孔子观于吕梁。”《列子·黄帝》引之。《列子·说符》亦引，而作“河梁”。《水经·河水注四》引《尸子》曰：“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于孟门之上，大溢横流，无有丘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此“吕梁”在河之上，显非今山西省境内的吕梁山脉，而孔子亦从未到过山西。它实际是在江苏省徐州市东南的古泗水上。《水经·泗水注》云：“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吕梁也。……悬涛崩奔，实为泗险，孔子所谓鱼鳖不能游。”所以泗水古当有“河”之称。殷人始祖名契，《史记·殷本纪》曰：“契居蕃。”蕃，王国维释在今山东滕州南。又殷之后人有目夷氏，亦作墨胎氏，墨子即其后，在今山东滕州南，古有地名目夷亭。水北曰阳，滕州正在泗水之东北方向，膜昼封此以主殷祀，于理不悖。
昆仑之丘 “昆仑之丘”又名昆仑之虚，为我国古史中最著名而又最神秘的地方。旧注皆云在今青海省境内，但司马迁早就提出过疑问，《史记·大宛列传》太史公曰：“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 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又曰：“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可见青海之有“昆仑”，实始自汉。笔者认为，本来的昆仑之丘当即今山东曲阜东南40里之尼山，又名“尼丘”，即颜氏祷生孔子之处。昆、尼形近，遂使昆仑丘讹为尼丘。
《史记·大宛列传》所引《禹本纪》曰：“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山海经·海内西经》云：“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山海经·西次三经》云：“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而南流东注于无达。”据上引诸文所述“河”

晋代汲郡出土的竹书《穆天子传》，前5卷讲周穆王率七萃之士，驾八骏之乘，绝流沙，到昆仑，与西王母宴乐，末卷记盛姬病故、安葬经过。《竹书纪年》、《楚辞》也提到此次西征。太史公称张骞通西域，“恶睹所谓昆仑者乎”，但《史记.赵世家》记西征见王母之事，真有其事是不成问题的。

《穆天子传》出于魏王墓，是战国作品。但书中称“穆满”，穆为谥，死后才有，无生称之理。书中称洛邑为宗周，按当为成周，丰镐才是宗周。《竹书纪年》称“穆王元年，筑祗宫于南郑。”类似的漏洞还不少，说明此书不是史官及时记录，是后人所作或改写。书中用干支记日，行程详细，地名多与《山海经》相应。卷四说“......宗周至于西北大旷原，万四千里......”.有人据“西北大旷原”，认定穆王到了吉尔斯草原或欧洲平原。《竹收纪年》说“西征亿有九万里”，或为夸张，或是单位不同。

有人认为穆王见西王母实为示巴女王见所罗门。持此说者是否注意了以下事实？

1、穆王与所罗门在位年代相近，但穆王在位55年，所罗门约970BC---931BC在位（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32KP302），约40年。周穆王父昭王，子共王，所罗门父大卫，子罗波安为王。穆王时的青铜器可以证实其存在，他不会是所罗门。

2、穆王西征，过流沙之后见西王母，示巴女王去见所罗门，宾主关系不同。以撒哈拉沙漠为流沙也与行程不合。

3、《山海经》记“玉山......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西王母是虎图腾的氏族首领兼巫师，装束仿虎。彝族自称虎的后裔，过去称女奴隶主为“西摩”，“西”为主人，“摩”为女性。《穆天子传》中的“西膜所谓”，“西膜之人”，“西膜”为国族名，即西王母之邦。西王母自伏羲以来即有，伏羲虎图腾。也是“西膜”。（1）黄帝末妃“嫫母”。舜时西王母来朝。西王母头上的“胜”，是织布机上持经线的轴，李松先生认为是绕线架或绕线板。（2）《穆天子传》中西王母说“我惟帝女”（《山海经.中山经》：“帝女之桑”）她献给穆王的礼品包括“好献锦组百纯，囗组三百纯”。说明西王母之邦是养蚕织布的农业社会。这在西周时的西亚是不可能的。西王母在神话中升为神，与其史实有关。示巴女王没有这样的殊荣。西王母是中国人！甘肃泾川有“王母宫”，传说三月二十为王母生日。

昆仑在中国古代作为三皇五帝时代的神山，不可能在西亚。《山海经》说昆仑在海内海外都有。鉴于近东文明与中国上古文明确在关系，我也赞同昆仑在西亚的说法。（伊甸园与《山海经》中的昆仑有共性。）但是，作为三皇五帝时代的中国神山，祁连山更可信。伏羲（太昊）、女娲在昆仑避洪水，与河南贾湖文化毁灭、甘肃大地湾文化兴起俱在约5800BC相当。炎帝为羌人，其后裔入蜀，为原始夏文化，商末有缗氏入蜀，为发达的夏文化。氐羌炎帝后裔，鱼图腾，与神农鱼图腾亦相符。黄帝生于天水（一说寿丘），长于姬水，葬桥山，登昆仑之事见《庄子》，则知昆仑在今祁连山可信。甘肃一带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西王母在神山---昆仑附近，由于其历史悠久，加上昆仑在上古的性质极为重要，西王母之邦在中国上古史上有一席之地。其实质不过是一个崇拜虎的母氏氏族。社会（参考摩梭人现在的样子）未必有国家政权，所以秦汉时期正当统一形势下，西王母却悄无声息了。西王母是人，不是神，一点儿也不神秘。其文化是中国文化，如“赤乌氏”，是炎帝文化的证据，西亚有吗？玉文化是中国特有，西亚有吗？

穆王西征到了西亚的说法在国外也广为流布。见《阿拉伯人之家》季刊2003年6月《中国人诠最先来到伊拉克》。穆王也许曾经出了国境很远，但《穆天子传》记载的西王母与昆仑应右国，西不过是甘肃一带。

注：（1）普珍《伏羲西王母同属“西膜”》

（2）梁白泉《释“胜”》

古今文化网 http://kulturo.ye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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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古史最大的谜团莫过于昆仑山了:它到底在哪里?最上边住着太帝吗?西王母是神还是人?神农的妻子听沃所属的赤水氏是中国人吗?

(一)昆仑寻踪

<<山海经>>多次提到昆仑山,以<<西山经>>最详尽.".....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有兽焉,其状如羊而四角......".河出于东北隅,赤水出于东南隅,洋水和黑水出于西北隅.<<海内西经>>说"海内昆仑之墟",又有青水及弱水出于西南隅.<<西次三经>>是帝王所升为神的集中所在.这一节末说"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其神状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礼,用一吉玉厘,糈用稷米."以羊为图腾者,即炎帝所在的羌人地区.这一带是仰韶文化区.各山的神,兽又明载"虎"字,即虎图腾,是伏羲,西王母为代表的部族.其中提到三危之山和稷米,可确定就在青,甘,陕一带.<<西山经>>,<<海内西经>>所载昆仑山在中国,不在外国.

有人说昆仑为巴比仑之讹.昆仑山在西亚.对比<<旧约.创世纪>>可以看出,伊甸园与昆仑很相似.印度人称世界最高山须弥山(sumeru),与"苏美尔"十分接近;波斯古经<<阿维斯塔>>中的世界最高山hara(haraiti),与"昆仑"相近.印度人,波斯人的主体均为印欧语系,在语言,文化上本同出一源.太昊后裔巴人的后裔土家族有中国关于伏羲女娲在昆仑山上避洪水,重创世界的传说最详细的版本.河南贾湖遗址7800年前毁于大洪水,其文化的主人为伏羲氏,甘肃大地湾文化上限约在距今7850年左右,那一带正是天水---伏羲的出生地(成纪),与伏羲女娲到那里避洪水相符.近东的大洪水,据黑海古城的测年资料,恰在7800年前,世界许多民族记忆中的毁灭世界的大洪水,应发生在7800年前.劫后余生的人们必然在地势很高的地方---高山上躲过洪水,这些高山成为人们感恩的对象.

<<淮南子>>,<<水经注>.所述昆仑为三重,显然是方士的杜撰.这是追求长生不老的幻想,然而人们并不知道昆仑在哪里.<<水经注>>在列举了种种说法之后,引用<<穆天子传>>:"天子升于昆仑,观黄帝之宫,而封丰隆之葬",把昆仑确定在印度了.黄帝曾游赤水之北,又登昆仑,而后返回(见<<庄子.天地>>).登昆仑应为向上天举行的仪式,此时的黄帝是首领了,其活动区域应在甘,陕一带,不会到印度.黄帝统一天下后,者去泰山封禅,活动区域以华北一带为主,考古学上是红山文化区.

有人主张昆仑在四川,即山民山主峰.这与"昆仑墟在西北"相矛盾.

司马光认为周穆王所到的昆仑是甘肃安西的昆仑塞---一座并不神秘的小山.只求名同未必可信,因为山名可以改变.但说昆仑在甘肃是对的.

甘肃既在有"天水"---"天"为羌语"夏"的意译,那么羌人必有相应的神山----昆仑在甘肃.以昆仑为名的山不止一处,作为伏羲,炎帝生活区域内的昆仑---甘肃的祁连山就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心.

(二)西王母

西王母住在昆仑山附近.<<西山经>>:"昆仑之丘.....又西三百七十里曰乐游之山......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据此玉山离昆仑之丘不算近.<<穆天子传>>固然有许多可疑之处,而基本事实是存在的.西王母为人,不为神.她显然是虎图腾首领兼巫师,其外貌,行为正是巫师的特征.据考证,伏羲,西王母均为虎图腾首领称号.在彝语中,女首领称作"西摩","西"为主人,"摩"为女性.彝族以虎为图腾.<<山海经.海外北经>>:"有青兽焉,状如虎,名曰罗罗."彝语"罗"的意为虎,西王母,<<穆天子传>>中的西膜,都来自虎图腾部族首领的称呼.母系氏族社会,首领为女性.这可上溯到距今8000年左右.黄帝之妃有嫫母,即此部族之女.后来道家把黄帝尊玉皇大帝.西王母--王母娘娘就是由于嫫母为妃变成了唯一的妻子,<<史记索隐>>引<<帝王世记>>说嫫母"班在三人之下".这全是昆仑山的影响.

舜时西王母献白环玉决.(<<竹书纪年>>)

周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史记.赵世家>>)造父作为赵氏始祖,有关记载是可信的.<<穆天子传>>,<<竹书纪年>>所记里程可能夸大了,<<穆天子传>>细节多有不可信之处,如河宗呼穆满,以洛邑为宗周,都是常识性错误.此书为后人伪作.书中记"西膜之所谓茂苑","西膜之所谓木禾",记录不同的说法,有可能是来自实录.书中记"赤乌氏",显然为赤色乌鸦图腾,人名有女听,女列,神农之妻听沃为赤水之子,也应是这一带的人.书中多处记天子赏赐贝带.易洛魁人王权象征就是贝带,它代代相传,记载族史,有结绳记事之妙.<<庄子.天地>>说黄帝登昆仑后丢玄珠,应属贝带上表示他为首领的那个玄珠.可见<<庄子>>有民俗上的依据,并非凭空而来.

(三)赤水之子

<<海内经>>:"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炎帝,即神农氏,列山氏,烈山氏,厉山氏.其妻来自赤水氏---以赤水为号的氏族.赤水源出昆仑东南,注于汜天之水,<<山海经>>等书的记载扑朔迷离,似乎找不出一条与赤水相对应的河流.

炎帝时代为仰韶文化,考古证实,其居民与其它考古文化的居民体质接近,是中国土著.西方曾因仰韶文化与近东考古文化相似,说仰韶文化是从西来的,这早已证实是"可耻的".炎帝文化向西传播,却是事实.同样的器物,哪里最早,哪里就是文化的源头.神农为鱼图腾,即<<国语.晋语四>>所说"彤鱼氏",尚彤

蚩尤是中国古史神话中的重要人物，因与轩辕黄帝进行历史性的大战而赫赫有名。

　　但是，在古代文献的记载中，蚩尤的形象是非常复杂紊乱的，其中有诸多矛盾之处，使人产生不少疑问。诸如：蚩尤究竟是一个古代的历史人物，还是一个神话人物？他是一个英武的战神还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或是一个“好兵而喜怒”的“贪欲者”、“乱贼”？蚩尤和炎帝是否同一个人？他和黄帝之间是否只是敌对关系？蚩尤和苗族历史和中国古代的民族融合究竟有什么关系？他对苗族民俗有何影响？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本文想根据文献资料和调查材料，对此类问题作一初步的考索。

　　一、蚩尤与黄帝

　　蚩尤与黄帝的“涿鹿大战”是中国远古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正是由于这次大战中，黄帝战胜了蚩尤，才奠定了华夏国家的根基，使他成为五帝之首。在有关的文献记载中，蚩尤的形象是暴君和乱贼，是相当丑恶的。《广雅释诂》：“蚩，乱也。”《方言》：“蚩，悖也”（卷十二）一说尤，同由尤，腹中之虫，很不雅观。《尚书·吕刑》的记载更加详细，可为此类观点的代表：刵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令）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戳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1] 这是周穆王叙述刑法的源流时首先提到的“古训”，说蚩尤作乱，以酷刑、杀戳统治苗民。把蚩尤、苗民都说得很坏。蚩尤原为“九黎这君”是九黎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与轩辕黄帝发生了矛盾，被史家看成是“作乱”。司马迁《史记2五帝本纪》：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微师诸候，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候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炎帝）是为黄帝。[2] 这些都是正统史书中的记载，已经把神话人物历史化了，并且还以正统观点使蚩尤成了暴虐无道的乱贼。事实上，蚩尤不仅是一个古史传说中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有怪异神力的神话形象，据《龙鱼河图》记载：

　　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马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仁不慈。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仁义，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敌，乃仰天而叹。天谴玄女授黄帝兵信神符，制服蚩尤，以制四方……[3] 《汉学堂丛书》中的《龙鱼河图》略有不同，说：“黄帝之初，有蚩尤兄弟七十二人，铜头铁额，食沙石，制五兵之器，变化云雾。”虽“七十二人”与“八十一人”有异，但皆为“多”之约数，九的位数，其内含是一致的，说明蚩尤是一个相当大的集体的代表，是一个具有很大神性的怪异人物。古书上这类记载很多，如：

　　《归藏》：

　　“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启筮）

　　《述异记》：

　　“有蚩尤神，俗云：人自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提掘地得髑髅如铜铁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齿，长二寸，坚不可碎。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觝人，人不能向……”[4] 显然，这种“铜头铁额”、“八肱八趾”、“人身牛蹄，四目六手”、“食沙石子”等形象是非常怪异的，而《龙鱼河图》又说蚩尤“制五兵之器，变化云雾”则又非常厉害，以致黄帝也打不过他，只好去祈求上天神灵的帮助。《山海经·大荒北经》：

　　蚩尤作兵伐黄帝，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日魃，雨止，遂杀蚩尤。[5] 《龙鱼河图》还说在此大战中因黄帝仁义，“遂不敌”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这才制服蚩尤。又《黄帝玄女战法》云：

　　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黄帝归于太山，三日三夜，雾冥。有一妇人，人首鸟形，黄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妇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问？’黄帝曰：‘小子欲万战胜’遂得战法焉。[6]又《玄女兵法》亦云：“黄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7]“九战九不胜”、“三年城不下”，可见蚩尤是很强大的对手，其力量与黄帝不相上下，黄帝只有求女神帮助才得到了胜利。从此次战争的记载可以看到蚩尤的神话形象，他不仅“兽身人语，铜头铁额”、“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而且可以“靖风伯雨师大风雨”，还可以“作大雾，弥三日”，使黄帝令风后作指南车才战胜了他。不仅蚩尤有神性，黄帝也有神力，可给风后等神下命令。

　　由此可见，蚩尤不仅是古史传说中的历史人物，而且也是一个神话人物。“蚩尤神”不仅在后世一直受人供奉，而且就在当时，也是被看成“不死”之神，威镇天下的。上引《龙鱼河图》记载黄帝得玄女兵信神符而擒杀蚩尤之后：

　　（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威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珍服。[8] 于此可见“蚩尤神”威力之大，不只在九黎部落之内，而且“天下”“八方万邦”，都对他非常崇敬，使黄帝要画出他的神象来，才能服天下。后来蚩尤神更可管下雨、农耕与疾病了。《春秋繁露·求雨》：“夏求雨……其神蚩尤。”梁代任昉《述异记》列记录了南北朝时代华北汉族人民祭“蚩尤神”的情况：

　　今冀州有乐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汉造

三皇五帝时代，神话传说的成分较多，然而从其中也可以大致看出当时的情形。“三皇”最通行的说法是指燧人、伏羲、神农三位圣人。关于燧人，已不可考，不过从其名号可以猜想，当时人们似乎已进入了“钻木取火”的时代，这对于以食为天的原始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伏羲、神农，则各是两大系统。伏羲在东、南方位，神农在西、北方位。伏羲属蛮夷系统，据说他发明了八卦，而这个“八”正是许多东方民族的圣数（如鲜卑、契丹、满洲、日本等皆尚八）；神农则属戎狄系统，他的部落联盟可能以原始汉藏成分为主，也不排除有一些原始印欧或阿尔泰成分。稍後，这两方面似乎都发生了势力更替，从西边来的黄帝取代了属于神农系统的炎帝（一说炎帝即神农），而南方的蚩尤这时也强盛起来；黄帝战胜蚩尤，于是成为中原一带的霸主。传说黄帝统治期间发明了许多东西，例如养蚕制丝就是由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的，而我们文化的承载物汉字则是由黄帝的史官仓颉发明的，也许後世的汉语正是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从而奠定了其归属于汉藏语系的根基。由传说的遗迹我们可以发现，黄帝的根在西方，例如黄帝陵是在陕西一带，而黄帝频频活动之处的崆峒山等地也都在宁夏、甘肃一带，所以，原始汉藏人的根源很可能也就在甘青宁一带，被尊为华夏人文先祖的黄帝所率领的部落其实是原处黄河上游的原始汉藏部落向东迁徙进入黄河中下游的一支，而未东迁的部落，大部分留居原地形成羌人，至于另外一支汉藏大族——青藏高原上的藏人的形成，则是较晚近的事情了。黄帝对後世影响巨大，以至于後来许多入主中夏的异族都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黄帝，其实他们和黄帝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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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五帝中的後两位是尧和舜。主张丑陋中国人的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直呼其名，将他们称作伊放勋和姚重华。“放勋”和“重华”都是名字，大约与他们的某些特征有关，例如舜据说是重瞳子（另一个重瞳子是项羽，司马迁也曾经怀疑过他与舜的关系），因此叫做“重华”。尧似乎与黄帝部落的关系比较密切，尧的国号为“唐”，出自晋中一带；尧的统治可以视为西来的黄帝部落的直系後裔在中原地带与当地部落进一步融合与巩固的时期。尧、舜之间的权力交替传说是以“禅让”的形式进行的，後世的改朝换代也每每模仿之并乐此不疲，实际上，这很可能是由于东夷部落的崛起并深入中原造成的。“姚”是东夷中的大姓，舜出自东夷似无疑义。以“虞”为国号的舜取代尧成为中原部落联盟的首领，表明东夷人的势力开始西渐，从而拉开了他们同西戎在中夏长期争斗之序幕。

　　在舜统治期间，黄河流域普发大水，治水重要性的上升使得精于此道的夏后氏鲧、禹部落势力大涨，而其後禹子启承父业也就被看作中国历史上王朝国家的开始。那么，禹所属的姒氏部落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根据“夏”这个名号及传说中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来看，夏人似乎有北方民族的嫌疑，不过禹既然也被认为是黄帝的後裔，则夏人的祖先可能也是随黄帝部落东迁的一支原始汉藏部落，不同的是它东迁後主要活动于中原靠北的地域，起初受中原的影响较小，因此还留有一些原始印欧或原始阿尔泰成分。可以设想，最初活动于黄河上游一带的原始汉藏部落必定处于相当原初的状态，在语言和种族上都不同于後世的汉藏语部族，他们中间很可能混有不少的原始印欧成分，因为在很早的时候原始印欧部落就已经进入天山以东的河西地区。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公元前三世纪之前主要活动于河西一带的吐火罗人是最早的印欧人，这是通过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应当说相当可靠。印欧语分为两大语组，罗曼、凯尔特、日耳曼等语系属Centum语组，主要在西边；印度、伊朗、斯拉夫等语系属Satem语组，主要在东边。然而经研究发现，在地理上位于东方的吐火罗语与邻近的东伊朗语有很大区别，不属于邻近的Satem语组，相反却与西方的意大利语等更为接近，属于Centum语组。

　　这一反常现象最好的解释便是，吐火罗人比它的Satem印欧语邻族更早来到东方，因此它没有经历Centum－Satem的演变，它具有相对独立的、更为古老的历史。吐火罗人既在很早的时期便已与原始汉藏人接触，则产生混合乃极自然之事，而河西地区为融合的中心。

　　吐火罗人曾在河西地区有颇深之影响，兹可从下述事实看出。先秦的河西原为月氏人的势力范围，月氏为吐火罗人的一支，匈奴也一度臣服于它；公元前三世纪初，匈奴摆脱月氏的控制，突然崛起，将月氏人赶往西边，从而占领了河西地区；前二世纪，汉武帝在此击败匈奴，设立了河西四郡，在这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之中，有两郡（张掖、敦煌）的得名都与吐火罗语有关，而武威的原名或者另一名“姑臧”也出自吐火罗语。“张掖”为“昭武”的同名异译，昭武城曾经是吐火罗人的一支月氏人的活动中心，後来西迁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人至唐朝时仍以“昭武”为姓，以示不忘根本；“敦煌”则与“吐火罗”或“大夏”一名有关；“姑臧”与“高昌”同源，也是吐火罗人

《山海经》是我国第一部描述山川、物产、风俗、民情的大型地理著作，又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神话传说的大汇编。全书共十八篇，分为《山经》和《海经》两个部分。《山经》即《五藏山经》五篇；《海经》包括《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大荒经》四篇和又一篇《海内经》。它以描述各地山川为纲，记述了许多当地的神话传说。其中《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黄帝擒蚩尤》等神话传说，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因而早已成为全民族的精神财富。此书来源甚古，但作者是谁，至今疑莫能定。自汉代以来，大致有四种说法。

　　一，作者不明说。最早介绍《山海经》一书的，是西汉的司马迁。他在《史记·大宛传》中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表明该书作者不明。

　　二，大禹、伯益说。大禹、伯益是离今四千余年，即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人物。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新养时的刘歆，他在《山海经表》中说：“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上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接着，《列子》中记载说：“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东汉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说：“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记闻作《山海经》。“《隋书·经籍志》云：“萧何得秦图书，……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记述虽有差异，但认为《山海经》系夏禹或与之同时的伯益所作，却成为历来的普遍看法。

　　三，出于众人之手，作于战国，成于西汉说。宋代的朱熹在《楚辞辨证》中首先提出，中国古代的神话集中于《楚辞》的《天问》篇中，《山海经》是根据《天问》而作。王应麟进一步引述朱熹的观点，认为“《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日东首，疑本因图画而述之。古有此�